提起新时期以来外国文学翻译方面的成就，人们往往津津乐道于一些重要作品的翻译。这些工作无疑是基础性的，然而，进一步地，要全面领会外国文学作品所包含的丰富内容和文化意蕴，却不能仅仅满足于作品的翻译。
事实上，外国文学研究界是领风气之先的，早在70年代末，许多老前辈着眼于外国文学研究的长远发展，就起愿编选一套大型的资料丛书，即“外国文学研究资料丛书”。近20年过去了，这套书出版了65种，共69册，合计2，480万字，它广大的包容量、精审的编选眼光已令无数读者受益；而几代编撰者、出版者为此付出的心血以及丛书辗转全国十余家出版社在不同地区面世的传奇经历尤其令人肃然起敬。
这套大型丛书的主编——社科院外文所的陈先生已是70余岁高龄，10余年来倾全力于此，几乎搁置了他所钟爱的俄罗斯古典文学研究。谈起这套书，他既兴奋又感慨。季羡林先生和已故的冯至、王佐良先生都极其重视这套书的编撰，付出了很多辛劳。为了保证质量和具有权威性，“外国文学研究资料丛书”邀集了众多名家参与其事，各人就其所长开展工作。如季羡林先生选编了《印度两大史诗评论汇编》、杨周翰先生选编了《莎士比亚评论汇编》、袁可嘉先生选编了《现代主义文学研究》，影响重大，堪称选本中的经典。丛书同时还吸纳了一大批知名中青年学者的成果，如董衡巽编的《海明威研究》、朱虹编的《奥斯丁研究》、李文俊编的《福克纳评论集》、瞿世镜编的《伍尔夫研究》等等。另一方面，丛书特别强调理论问题、文学创作流派及思潮的研究，出版了钱钟书、杨绛先生参与选编的《外国理论家作家论形象思维》、陆梅林编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论文选》、赵毅衡编选的《新批评文集》等大部头书籍。陈先生还指出丛书对苏俄文学、东方文学的关注，并认为在这方面，丛书的资料选编别具价值，比如郭振宗编《果戈理评论集》中所选的沙皇文人的文章，可能在俄国都难得一见。
编选这样一套丛书，其时间、地域上的跨度以及选、编、译的难度在近现代出版史上是罕见的。这套书的时间跨度从古希腊至20世纪，地域空间从印度到北欧，每一种书的资料几乎都涉及好几个语种。仅此，我们就可以想见每一位编者投入的巨大精力和整个外国文学研究界通力合作的精神。
更难得的是，全国各地出版社对这项基础工程给予了大力支持。80年代，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以及中国文联出版公司的支持下，推出了一大批书种，形成了出版上的一个小“高潮”。其后，漓江出版社、安徽文艺出版社、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等8家地方社也担负起丛书的出版工作。此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丛书的出版几乎陷入停顿。陈先生对此十分感慨，因为按照预定计划的100种，现在的65种还只是三分之二，手头上已编竣的稿子如《荷马史诗评论集》、《苏联作家第一次代表大会报告汇编》、《实证主义者论巴尔扎克》、《外国文学研究资料索引》（19世纪末至20世纪80年代）等等，出版难度很大。许多重要作家、思潮，如但丁、歌德、福楼拜、司汤达、新古典主义、象征主义等方面的选编工作也暂告中止。陈先生为此呼吁有关方面对此事予以关注和支持。
无论如何，“外国文学研究资料丛书”的编选、出版已拥有了超出它自身的意义，它使我们能在一个新的层面上反观百余年来外国文化的输入。而相对于其它方面来说，外国文学方面的工作因这套丛书的面世，变得更为系统、深入，它提供了大量的国外文学研究和文论的第一手资料，使我们得以体会外国学术、文化的深层肌理和质地，获得更丰厚的综合理解。即以莎士比亚的翻译而论，自三四十年代起，朱生豪、梁实秋、曾未风、孙大雨、吴兴华、方平等先生投身于此，他们都重视更广泛的资料收集，强调各种评论、注释对理解作品的价值。至杨周翰先生编的《莎士比亚评论汇编》问世后，人们才真正明白莎士比亚的世界竟是如此广阔。对于卡夫卡的理解和接受更是如此，叶廷芳编的《论卡夫卡》厚厚一大本，汇萃各色评论，我们才深入领会到卡夫卡的复杂和天才。由此，翻译成为一种真实的文化建设。
更进一步地，评论、资料以及理论的翻译构成了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转型的重要因素。许多大学生、研究生正是通过“资料丛书”才明白文学论文的写作方式和价值，才学着去领会现代学术研究的意旨和方向。在这一点上，翻译的工作堪称“功德无量”。
同时，现代学术翻译自严复译《天演论》起，就有介入现实、参与论争的优秀传统，“资料丛书”在80年代初推出加罗蒂的《论无边的现实主义》就包含这样的考虑，引发了不少争议，其它如《欧美古典作家论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文艺学中的形式主义》则更有其针对现实的着眼点。正是通过这一独特方式，一代代翻译家显示出他们的现实感、见识和思考力。
